百年中国因明学研究概况
发布时间：2022-11-17 09:10:06作者：坛经全文网
百年中国因明学研究概况
百年中国因明学研究概况
姚南强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从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和西藏，又东渐朝鲜、日本、蒙古。近代以来，又弘传至欧美诸国，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因明在中国分为藏汉二支。藏传因明侧重于知识论，故又称为藏传量论(“量”是指认识和知识）。汉传因明的研究则是以逻辑为中心，只是隋唐初法相宗的衰落，宋、元以后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研习的重心反而东移到日本。20世纪初，随着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汉传因明亦随之复兴，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迎来了中国因明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仔细分析起来，这百年来，中国因明又经历了个“之”字形的曲折发展过程。1896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大疏》，并加以刊印，这是中国近代因明开始复兴标志。“五四”以后至3、40年代，汉地的因明研习逐步形成高潮，涌现出欧阳竟无、太虚、吕澂、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陈大齐、虞愚等一批大师，各类著述多达几十种。在藏地，因明的研习亦久盛不衰，量论成为各寺院的必修课程。这是近代中国因明研究的全盛时期。相对而言，自50年代至7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零星的著述，但从总体来看，因明的研究处于低谷阶段。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家把因明列为抢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佛教协会等联手共举，做了很多工作，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会，组织编写了中国逻辑史的因明专卷，出版了《因明论文集》、《因明新探》、《因明新论》三个专集。这一时期在台湾有圣木（水月法师）主编的《因明杂志》出版（1977—1987年）。该刊主要以对因明经典的注解而著称。按不完全的统计，近50年来，中国学者的各种因明专著多达几十部，论文上百篇，出现了法尊、石村、杨化群等一批著名学者，因明研究走出低谷，并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百年来，中国因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因明典籍的译介
长期以来，汉地因明的研究只局限于大、小二论（即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天主的《入正理论》），而陈那最重要的因明著作《集量论》却没有汉译本。对法称因明更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一情况现在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出现了诸多的汉文译介，主要有：
（一）足目《正理经》和翻译
窥基《大疏》曾云：“劫初足目，创标真似”，足目及其《正理经》是因明的直接思想来源。1985年，由沈剑英译，陈家麒校，从日本学者宫坂宥腾的《理论学》一书中转译成中文，收于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一书。
（二）陈那八论的译介
作为三支新因明的创始人，陈那著有因明八论，即《正理门论》、《入正理论》（系陈那弟子天主所著）、《观所缘缘论》、《观所缘缘论释》、《集量论》、《集量论释》、《因明抉择论》、《观三时论》。前三论早有汉译本，《集量论》唐代义净曾有译本，但随即失散，未能流传，其余四著仅有藏译本而无汉译本，这必然造成了汉传因明研究的某些局限。
1928年，吕澂从西藏奈旦、曲尼本译出了《因轮抉择论》及其图解，又编译有《集量论释略抄》，这是近代第一个《集量论》汉译本，但该本“只录本宗，所破各家举目列末”，尚不是全本。故1980年法尊法师又根据德格版与北京版从藏文编译出了《集量论》的全部颂和释，写成《集量论略解》，这是第一个汉译全本。另外，吕澂与释印沧又合作编译了《观所缘论会译》。至此，除了《观三时论》之外，陈那的主要因明著作都已有汉译本，对陈那因明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完整和可靠的经典依据。
（三）法称因明著作的译介
法称是中古印度与陈那齐名的因明大师，亦是陈那之后，印度因明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法称著有因明七论，即《释量论》、《量抉择论》、《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前三部是广论，系统阐述了因明义理，其中最详尽的是《释量论》，最简明的《正理滴论》。后四部则是“肢论”，是对因明义理某一侧面的引申和阐发。法称七论在国外均有英、日、德文译本，但在汉地却一直是空白。已故的王森先生曾于1940年从苏联《佛教文库》中的梵文原本把《正理滴论》译成汉文，但直至1982年才发表。吕澂先生的专论《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学说》实际上是《正理滴论》的一个内容介绍。1982年，杨化群又从藏文本译成汉文。这样，《正理滴论》就有了两个汉译本和一个内容介绍。依据这两部经典，汉地学者已可能对法称的因明思想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四）藏人因明自著的译介
藏传佛教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印度因明古籍，堪称世界第一。但更为重要的是，自11世纪哈巴曲森提出了“摄类”范畴以来，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藏传量论，在佛家知识论和逻辑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出现了一批藏人的因明新著，丰富和发展了印度因明。
早在20年代初，吕澂就开始了因明经典的藏汉对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61年发表的《西藏所传的因明》一文，可以说是汉地最早系统介绍藏传量论的专文，该文概略地介绍了萨班的《量理藏论》和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二著。1959年，法尊先后发表了关于佛护、月称中观宗的四篇论文，实际上是对藏传量论名相问题的专述。1988年，罗炤译出萨班·贡噶坚赞《量理藏论》的前八品。台湾东初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明性法师所译的《量理实藏论》共11章，可以说是该著的第一个汉译全本。1980年，法尊法师编译了根登珠巴（达赖一世）的《释量论释》。1982年后，杨化群又从藏文译出了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工珠·元旦嘉措的《量学》、龙尕活佛的《因明学名义略集》、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名家》。这样，藏传量论中最主要的一批藏人自著都已有了汉译本。
对于藏传因明的沿革、现状、义理、著述、研习制度等，也有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如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提纲》、《藏传因明发展概况》、《藏传学者的因明著作初探》，法尊的《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甘肃噶登协主却棵寺学习五部大论的课程》，波未·强巴洛卓的《入因明阶梯》，祁顺来的《浅谈藏传佛教哲学量论》、《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以及笔者所作的《藏传因明的逻辑论》、《略论藏传量论的逻辑思想》、《浅析宗喀巴〈因明七论入门〉的逻辑思想》、《藏传因明概观》、《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译文《藏传佛教的逻辑》（彻尔巴茨基）等。台湾慧炬出版社1993年出版林崇安的《西藏佛教的探讨》中也有对藏传因明论式的分析等内容。1989年，在北京召开了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藏汉两支因明在中华大地上正在相互交融。
此外，除《大疏》之外，汉传因明的许多重要典籍也逐步从日本迎回刊印
二、因明经典的注疏
因明历来十分注重经典的注疏，这种注疏不仅是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是一种新的阐发，往往孕育著对因明义理的革新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又从新的角度对因明经典进行诠释阐发，择要介绍如下：
（一）关于古因明的经典
早在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第二卷中有《方便心论 注释的研究》专文。山口益和意大利的杜齐等也在译注。1989年，台湾智者出版社出版的圣禾《古因明要解》中，对《方便心论》、《如实论》等古因明著作的详细注释。
（二）关于《正理门论》
《正理门论》是陈那因明的早期著作，集中于逻辑的论证反驳，该论言简义奥，索解费难，故研究者鲜。现存的唐疏仅有神泰《理门述记》残本。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意大利的杜齐等作过译介。中国最早对此研究的是吕澂与释印沧的《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1928年）。在该文序言中云：“证文者，借原本之复按，得章句之刊定，苟欲义解切实，舍是道莫由也。”吕澂等把《理门论》与藏本《集量论》、《入论》进行对勘：“牒引文段，十同六七，理门原本虽不存，旁资比释以为格量，固绰然有余”，从而“庐面渐真，积疑涣解”。在吕澂对勘的基础上，此后丘檗又著有《因明正理门论 疏》6卷，依据证文广为辑引解释，他在例言中自述道：“ 疏辑成，綦难匪易。一疑之析，动经浃旬。一词之出，遍征众籍”，可见是费了不少心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理门论》的注释。1930年，欧阳竟无在刊印《理门论》时又撰写了《因明正理门论叙》，文中阐述了《理门论》在陈那八论中的地位：“是则《正理门论》者，匡改正理之门，岂依经而造论；大开正理之门，虽称论而实经也。”该文又把《理门论》与天主《入论》及法称《正理滴论》作为比较研究，认为法称与陈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欧阳竟无的这一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巫寿康著有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的研究》，以数理逻辑为工具，研究《正理门论》的逻辑思想，颇有新见。1992年，沈剑英用现代逻辑的观点，对《理门论》进行了今注今解。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通俗、也最为精确的《理门论》注释，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1993年，拙作《〈正理门论〉探微》（硕士论文）刊发于台湾《中华佛学学报》第6期，该文在认识论上分析了陈那带相说和自证说的改造，在逻辑方面指出了三支推理的“类推理”特征，并侧重讨论了“除宗有法”问题。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郑伟宏著《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一书。
（三）关于《因明入正理论》
天主是陈那的高足，《入论》是对《理门论》思想的概括和发展，在叙述上也更为集中和通俗，唐疏多达十几家，故《入论》历来是汉传因明研究的重点。近代以来，僧俗学者又纷纷为其作注，计有十余种：
《因明入正理论约肯》，悲华居士；
《因明入正理论讲义》，悲圆居士，1932年；
《因明入正理论摸象》，王季同，193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周叔迦30年代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林彦明；
《因明入正理论易解》，密林，194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清净，1943年；
《因明入正理论要解》，常惺，1948年；
《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吕澂1961年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陈大齐，1970年；
此外，吕澂的《入论十四因过解》是对藏汉三个不同译本的对勘研究，颇有特色。
（四）关于《大疏》
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本来只是诸多唐疏之一，其“提控纪纲，妙得论旨”，“详徵古义，环列洋洒”故被尊为《大疏》，成为汉传因明的主要标志。其弟子慧沼等对《大疏》多有疏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復为其作注，如：1925年，梅光羲作《因明入正理疏节录集注》。
1926年，熊十力作《因明大疏删注》。熊十力一方面认为《大疏》固然是[法户枢机，舍此莫属，但另一方面又以为《大疏》是窥基晚年未完成之作，且“辩析繁琐”，“虚浮破碎”，“舛辞碎义”，“学者病焉”，需要重新进行删节、改、调、补。实际上熊十力是重新改写，“博微广引”，对该书的义理提出了许多新知灼见，在体例上也别具一格，成为《大疏》的一种普及性的注解书，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方便。
1938年，陈大齐出版了《因明大疏蠡测》。陈大齐对《大疏》“紊者理之，似者正之，晦者显之，缺者足之，散者备之，违者通之”，并“参证其他疏记，间亦旁证逻辑，其得正解，以释其疑”。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阐述，《蠡测》被认为是近代研究《大疏》之冠。
1991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中收入了吕澂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简介》，以及由杨百顺、沈剑英等多人合注，由刘培育统稿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的注解，这是今人的一部全注，语言上比较通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姚南强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从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和西藏，又东渐朝鲜、日本、蒙古。近代以来，又弘传至欧美诸国，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因明在中国分为藏汉二支。藏传因明侧重于知识论，故又称为藏传量论(“量”是指认识和知识）。汉传因明的研究则是以逻辑为中心，只是隋唐初法相宗的衰落，宋、元以后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研习的重心反而东移到日本。20世纪初，随着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汉传因明亦随之复兴，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迎来了中国因明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仔细分析起来，这百年来，中国因明又经历了个“之”字形的曲折发展过程。1896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大疏》，并加以刊印，这是中国近代因明开始复兴标志。“五四”以后至3、40年代，汉地的因明研习逐步形成高潮，涌现出欧阳竟无、太虚、吕澂、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陈大齐、虞愚等一批大师，各类著述多达几十种。在藏地，因明的研习亦久盛不衰，量论成为各寺院的必修课程。这是近代中国因明研究的全盛时期。相对而言，自50年代至7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零星的著述，但从总体来看，因明的研究处于低谷阶段。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家把因明列为抢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佛教协会等联手共举，做了很多工作，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会，组织编写了中国逻辑史的因明专卷，出版了《因明论文集》、《因明新探》、《因明新论》三个专集。这一时期在台湾有圣木（水月法师）主编的《因明杂志》出版（1977—1987年）。该刊主要以对因明经典的注解而著称。按不完全的统计，近50年来，中国学者的各种因明专著多达几十部，论文上百篇，出现了法尊、石村、杨化群等一批著名学者，因明研究走出低谷，并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百年来，中国因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因明典籍的译介
长期以来，汉地因明的研究只局限于大、小二论（即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天主的《入正理论》），而陈那最重要的因明著作《集量论》却没有汉译本。对法称因明更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一情况现在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出现了诸多的汉文译介，主要有：
（一）足目《正理经》和翻译
窥基《大疏》曾云：“劫初足目，创标真似”，足目及其《正理经》是因明的直接思想来源。1985年，由沈剑英译，陈家麒校，从日本学者宫坂宥腾的《理论学》一书中转译成中文，收于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一书。
（二）陈那八论的译介
作为三支新因明的创始人，陈那著有因明八论，即《正理门论》、《入正理论》（系陈那弟子天主所著）、《观所缘缘论》、《观所缘缘论释》、《集量论》、《集量论释》、《因明抉择论》、《观三时论》。前三论早有汉译本，《集量论》唐代义净曾有译本，但随即失散，未能流传，其余四著仅有藏译本而无汉译本，这必然造成了汉传因明研究的某些局限。
1928年，吕澂从西藏奈旦、曲尼本译出了《因轮抉择论》及其图解，又编译有《集量论释略抄》，这是近代第一个《集量论》汉译本，但该本“只录本宗，所破各家举目列末”，尚不是全本。故1980年法尊法师又根据德格版与北京版从藏文编译出了《集量论》的全部颂和释，写成《集量论略解》，这是第一个汉译全本。另外，吕澂与释印沧又合作编译了《观所缘论会译》。至此，除了《观三时论》之外，陈那的主要因明著作都已有汉译本，对陈那因明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完整和可靠的经典依据。
（三）法称因明著作的译介
法称是中古印度与陈那齐名的因明大师，亦是陈那之后，印度因明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法称著有因明七论，即《释量论》、《量抉择论》、《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前三部是广论，系统阐述了因明义理，其中最详尽的是《释量论》，最简明的《正理滴论》。后四部则是“肢论”，是对因明义理某一侧面的引申和阐发。法称七论在国外均有英、日、德文译本，但在汉地却一直是空白。已故的王森先生曾于1940年从苏联《佛教文库》中的梵文原本把《正理滴论》译成汉文，但直至1982年才发表。吕澂先生的专论《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学说》实际上是《正理滴论》的一个内容介绍。1982年，杨化群又从藏文本译成汉文。这样，《正理滴论》就有了两个汉译本和一个内容介绍。依据这两部经典，汉地学者已可能对法称的因明思想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四）藏人因明自著的译介
藏传佛教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印度因明古籍，堪称世界第一。但更为重要的是，自11世纪哈巴曲森提出了“摄类”范畴以来，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藏传量论，在佛家知识论和逻辑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出现了一批藏人的因明新著，丰富和发展了印度因明。
早在20年代初，吕澂就开始了因明经典的藏汉对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61年发表的《西藏所传的因明》一文，可以说是汉地最早系统介绍藏传量论的专文，该文概略地介绍了萨班的《量理藏论》和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二著。1959年，法尊先后发表了关于佛护、月称中观宗的四篇论文，实际上是对藏传量论名相问题的专述。1988年，罗炤译出萨班·贡噶坚赞《量理藏论》的前八品。台湾东初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明性法师所译的《量理实藏论》共11章，可以说是该著的第一个汉译全本。1980年，法尊法师编译了根登珠巴（达赖一世）的《释量论释》。1982年后，杨化群又从藏文译出了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工珠·元旦嘉措的《量学》、龙尕活佛的《因明学名义略集》、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名家》。这样，藏传量论中最主要的一批藏人自著都已有了汉译本。
对于藏传因明的沿革、现状、义理、著述、研习制度等，也有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如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提纲》、《藏传因明发展概况》、《藏传学者的因明著作初探》，法尊的《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甘肃噶登协主却棵寺学习五部大论的课程》，波未·强巴洛卓的《入因明阶梯》，祁顺来的《浅谈藏传佛教哲学量论》、《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以及笔者所作的《藏传因明的逻辑论》、《略论藏传量论的逻辑思想》、《浅析宗喀巴〈因明七论入门〉的逻辑思想》、《藏传因明概观》、《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译文《藏传佛教的逻辑》（彻尔巴茨基）等。台湾慧炬出版社1993年出版林崇安的《西藏佛教的探讨》中也有对藏传因明论式的分析等内容。1989年，在北京召开了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藏汉两支因明在中华大地上正在相互交融。
此外，除《大疏》之外，汉传因明的许多重要典籍也逐步从日本迎回刊印
二、因明经典的注疏
因明历来十分注重经典的注疏，这种注疏不仅是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是一种新的阐发，往往孕育著对因明义理的革新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又从新的角度对因明经典进行诠释阐发，择要介绍如下：
（一）关于古因明的经典
早在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第二卷中有《方便心论 注释的研究》专文。山口益和意大利的杜齐等也在译注。1989年，台湾智者出版社出版的圣禾《古因明要解》中，对《方便心论》、《如实论》等古因明著作的详细注释。
（二）关于《正理门论》
《正理门论》是陈那因明的早期著作，集中于逻辑的论证反驳，该论言简义奥，索解费难，故研究者鲜。现存的唐疏仅有神泰《理门述记》残本。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意大利的杜齐等作过译介。中国最早对此研究的是吕澂与释印沧的《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1928年）。在该文序言中云：“证文者，借原本之复按，得章句之刊定，苟欲义解切实，舍是道莫由也。”吕澂等把《理门论》与藏本《集量论》、《入论》进行对勘：“牒引文段，十同六七，理门原本虽不存，旁资比释以为格量，固绰然有余”，从而“庐面渐真，积疑涣解”。在吕澂对勘的基础上，此后丘檗又著有《因明正理门论 疏》6卷，依据证文广为辑引解释，他在例言中自述道：“ 疏辑成，綦难匪易。一疑之析，动经浃旬。一词之出，遍征众籍”，可见是费了不少心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理门论》的注释。1930年，欧阳竟无在刊印《理门论》时又撰写了《因明正理门论叙》，文中阐述了《理门论》在陈那八论中的地位：“是则《正理门论》者，匡改正理之门，岂依经而造论；大开正理之门，虽称论而实经也。”该文又把《理门论》与天主《入论》及法称《正理滴论》作为比较研究，认为法称与陈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欧阳竟无的这一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巫寿康著有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的研究》，以数理逻辑为工具，研究《正理门论》的逻辑思想，颇有新见。1992年，沈剑英用现代逻辑的观点，对《理门论》进行了今注今解。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通俗、也最为精确的《理门论》注释，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1993年，拙作《〈正理门论〉探微》（硕士论文）刊发于台湾《中华佛学学报》第6期，该文在认识论上分析了陈那带相说和自证说的改造，在逻辑方面指出了三支推理的“类推理”特征，并侧重讨论了“除宗有法”问题。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郑伟宏著《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一书。
（三）关于《因明入正理论》
天主是陈那的高足，《入论》是对《理门论》思想的概括和发展，在叙述上也更为集中和通俗，唐疏多达十几家，故《入论》历来是汉传因明研究的重点。近代以来，僧俗学者又纷纷为其作注，计有十余种：
《因明入正理论约肯》，悲华居士；
《因明入正理论讲义》，悲圆居士，1932年；
《因明入正理论摸象》，王季同，193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周叔迦30年代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林彦明；
《因明入正理论易解》，密林，194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清净，1943年；
《因明入正理论要解》，常惺，1948年；
《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吕澂1961年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陈大齐，1970年；
此外，吕澂的《入论十四因过解》是对藏汉三个不同译本的对勘研究，颇有特色。
（四）关于《大疏》
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本来只是诸多唐疏之一，其“提控纪纲，妙得论旨”，“详徵古义，环列洋洒”故被尊为《大疏》，成为汉传因明的主要标志。其弟子慧沼等对《大疏》多有疏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復为其作注，如：1925年，梅光羲作《因明入正理疏节录集注》。
1926年，熊十力作《因明大疏删注》。熊十力一方面认为《大疏》固然是[法户枢机，舍此莫属，但另一方面又以为《大疏》是窥基晚年未完成之作，且“辩析繁琐”，“虚浮破碎”，“舛辞碎义”，“学者病焉”，需要重新进行删节、改、调、补。实际上熊十力是重新改写，“博微广引”，对该书的义理提出了许多新知灼见，在体例上也别具一格，成为《大疏》的一种普及性的注解书，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方便。
1938年，陈大齐出版了《因明大疏蠡测》。陈大齐对《大疏》“紊者理之，似者正之，晦者显之，缺者足之，散者备之，违者通之”，并“参证其他疏记，间亦旁证逻辑，其得正解，以释其疑”。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阐述，《蠡测》被认为是近代研究《大疏》之冠。
1991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中收入了吕澂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简介》，以及由杨百顺、沈剑英等多人合注，由刘培育统稿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的注解，这是今人的一部全注，语言上比较通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