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张斌峰

　　一、两种相反的解答及其症结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自近代西学输入起就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对这个老问题的回答因时代的变迁和文化心态的变化，使我们今天得以有新的理解和解释。以往不少学者，尤其是许多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然而，笔者认为这一个问题的回答绝非可以一言了之。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每一位回应者的逻辑观和逻辑的文化观。

　　关于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以前很少注意的那些知名的中国逻辑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论述。金岳霖先生的论断是：“把一些熟知的哲学用语加之于西方哲学足以引起误会，用于中国哲学则更加不妙。例如有人可以说先秦有逻辑家，这样说就会引得读者以为那时有一些人在盘算三段论推论，研究思维律，甚至进行换质换位了。”显然，金先生认为中国先秦没有逻辑学家，也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由于近代西学输入思潮的带动，在西方逻辑输入过程中，近代大多数涉猎和研习逻辑的学者，都以“古而有之”的心态，以西方形式逻辑附会中国古代名辩学，而硬说中国古代也有西方意义上的形式逻辑。对此，台湾现代逻辑的倡导者－－殷海光先生，也同他的导师金岳霖一样，从严格的（“正格的”）西方逻辑出发来审视中国文化，断 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他明确地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逻辑传统，则在于“中国古代只有孔子主义所形成的道德，而没有西方意义的学说”。因为道德专制支配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精神的发展，桎梏了学统发展，因此导致了中国古代没有逻辑的传统。其具体表现在，先秦时代的名辩与政教伦理搅混在一起；公孙龙及惠施之流的名辩也是与知识混同。在殷海光看来，即使在这些材料里可以分析出纯逻辑成分，也就像在沙里可以淘出黄金一样难。殷海光严格地区分了“学”与“术”的本质之不同，并以此说明中国在逻辑学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学（学说），而只有“术”。因为“学”是指系统的学说，它体现了人类的一种纯粹“致知”的努力；而“术”则是“学”的一种努力。“学”与“术”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有本质的不同，在辩论术里有时应用着逻辑，但仅仅不过是应用而已，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老实说，何况那是古人片断的辩论，根本谈不上怎样有系统地扩大地应用逻辑的本身。”这样，殷海光认为中国古代名辩学并不是西方的那种纯粹“致知”的逻辑之学，而只是应用逻辑之“学”的论辩之“术”。

　　再看，殷海光的学生刘福增先生也沿承师说，他在《中华文明传统中有没有逻辑》一文中明确地断 言：“中华文明传统中没有逻辑学。”他的理由在于，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命题的一般条件”，亦即它研究的“本格”对象是有效的推论形成；这种研究不仅是系统的研究，而且其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命题的逻辑形式，而不研究命题的内容和质料。因此，以这样的逻辑学来检查中华文明传统当然不会得出中国古代有所谓逻辑学的结论。即便最有可能被大家认为讲了逻辑的《墨辩》和名家的名学也都不是逻辑学，“因为它们都没有系统的研究命题的一般结构和有效的推理形式”。

　　上述是作为逻辑学家的金岳霖、殷海光、刘福增师生三代人的共同看法，他们都是以狭义、严格的西方传统（或现代）形式逻辑学为出发点和参照系，来审视中国古代是否有此种意义上的逻辑。

　　不仅中国现代有不少逻辑学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而且许多非逻辑专业的学者也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说。被称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认为，由于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其“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和智力一亲，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缺乏精确性，因此限制了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这使得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纯粹抽象科学方面，诸如数学、逻辑、形而上学方面“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辜氏进而指出：“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但同时辜氏又肯定中国人虽然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带有幼稚之相的民族，但却有着一种思想和理性的力量，能使中国人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人虽然因过着孩子般的心灵生活，但又有着成年人的智慧，让心灵与理智得以和谐，而使自己永葆青春。所以说，中国人并不是绝对地背离或不需要逻辑，而只不过是不愿意背弃满足人的心灵生活，不愿意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情感与理智、心灵与头脑的分离对立中把握世界。因此，中国古代虽无逻辑但也无悔于中国文化，今日中国人也无须自卑。

　　另一位著名学者林语堂也同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他的理由与思维路向几乎与辜鸿铭相同，而且更为充分。林氏认为，在中国“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不仅在中国作家那里从来没见过雄辩的论证，就是那些传统的中国学者也“从来不会写一篇万言或者五千言的论文去证明某一个论点”，他们至多是做笔记写写随感笔，其文章的巨大声誉的赢得则显然不是由于其逻辑论证，而是其观点的正确性，尤其是与“逻辑”相对立的“庸见”则更令后人赞同。中国人正是以这样的“庸见”代替了推理与演绎，因为这样的“庸见”合情合理，把事物及其相关性看作一个整体，有助于审时度势，通盘考虑，不被细节、局部所迷惑。中国人的这种对“庸见”的崇拜，形成了中国人在判断某个论点是否正确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且还诉诸“人情”或“人性”，甚至“中国人将合情理置于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并倾向于逻辑上的极端；而合情理精神则更现实、更人道，与实际紧密联系的，能更正确地理解和审时度势”。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重要。因为一种理论会太符合逻辑以至于完全缺乏庸见。中国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符合道理的事情。这种情理精神，这种对庸见的崇拜，与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关系，结果形成了中庸之道。

”而众所周知，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见势两端而用其中于道”（《尚书》），讲求合情合理而保持平衡。而自古迄今，中国人如此看重这样的中庸之道，而使之成为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和思维定势。可见，人文学者之所以否认中国古代无逻辑正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中国古代人文主义主宰一切所致，以人性之合情合理为本，遂致逻辑没有得以产生的种种精神之基础。平心而论，他们的结论相比下面将要谈到的“中国古代有逻辑”（西方狭义的传统形式逻辑）的看法倒是客观公正一些。